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真的是一個問題嗎？

哲學家總有個討人厭的習慣，他們總是在分析問題，很少回答問題，所以我也要這麼做。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真的是一個問題嗎？還是只是表面上像個問題？換言之，是否有什麼東西可以算是它的答案？還是它根本是個假問題，正如一個傳說中的牛津試題是這麼問的：「這是個好問題嗎？」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第一眼看來好像「阿爾巴尼亞的首都在哪？」、「象牙的顏色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但是，果真如此嗎？它會不會比較像是「幾何學嘗起來是什麼滋味」？

有些哲學家認為生命意義為何的問題根本是無意義，他們有一個非常標準的理由：意義只跟語言有關，跟物體無關。意義是跟我們談論物體的方式有關，而不是物體本身的特徵，像質地、重量、顏色。包心菜或心電圖儀本身不會有意義，是我們在談話中談到它們，它們才有意義的。依照這個理論，我們可以談論生命，讓生命有意義，但它本身不會比一朵雲更有意義。


我們總是假定有問題，則必有解答。但是有很多問題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解答，譬如拿破崙死時頭上有多少根頭髮。或許人腦就不是用來解決某些問題的，譬如智力的起源這類問題。或許是因為這麼做並沒有演化上的需要，儘管我們也沒有了解《芬尼根守靈夜》或物理定律的演化上的需要。另外有些問題我們根本無法知道答案，因為事實上沒有答案，譬如馬克白夫人有幾個小孩。

話說回來，很有可能，生命意義的問題是確實有答案的，只不過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它到底是什麼。甚至可以設想，不知道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生命的意義的一部分。叔本華想過類似的問題，佛洛伊德在某程度上亦然。《悲劇的誕生》中的尼采認為，生命的真實意義實在太可怕了，我們無法承受，因此我們需要安慰人心的幻象，好讓我們繼續活下去。我們所謂的「人生」只是一場必要的虛構。

但生命的意義也可能不只一個。或許生命會不時改變目的，就像我們一樣。我們不該假定生命的意義，不論外加的或內在的，都是固定的一個。如果生命真有一個目的，但卻與我們自己的計畫完全衝突，又怎麼辦呢？很有可能的是，生命有一個意義，但有史以來的絕大多數人都搞錯了，誤把另一個東西當成生命的意義。

無論如何，我這本書的許多讀者可能會跟懷疑聖誕老人的存在一樣懷疑「生命的意義」這個詞。它似乎是個古怪、粗糙又自命不凡的觀念，只適合被蒙蒂蟒蛇劇團嘲諷挖苦一番。今天受過教育的西方人，除了虔誠得驚人的美國人以外，絕大多數都相信生命只是一個偶然的演化現象，像微風的波動、內臟的蠕動，沒什麼內在的意義。但是這樣的事實反而讓每個人可以去創造他們想要的生命意義。如果我們的生命有意義，那這個意義就是我們所賦予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

文學理論大師伊格頓自稱「冒著被歸類為研究尼斯湖水怪等無聊問題的怪異學者的風險」，秉持一貫的幽默、機智與反諷，從分析「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的意義開始，探討了從古自今的各種答案，最後還不惜厚顏地提出他自己的答案：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

愛與幸福的追求──《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評介張炳陽

「生命的意義」是個既迷人但又令人困惑的問題，古往今來的智者、聖人、哲學家貢獻不少他們的智慧，就連文學家、藝術家往往也在他們的作品裡傳達出他們對生命意義的思考。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說，人是一種會發問「為什麼是存有而非空無」的特殊存有者，他稱人為「在此存有」。海德格的這種論述顯然只有少數學院哲學家才聽得懂他在說什麼。但是，如果說人是尋求「生命的意義」的存有者，可能連哲學門外漢都可以了然於心。

伊格頓（Terry Eagleton, 1943- ）是英國當代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這本《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The Meaning of Life）並無成一家之言的企圖，因此只在一般哲學史的知識上論述而沒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有的話只是作者的分析和闡述能力，尤其是扣緊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差異特質來論述生命的意義。本書沒有一般哲學書的晦澀難懂，作者很明顯也沒打算將本書寫成嚴格的哲學書。本書從第一章到第四章有很清楚的邏輯性鋪陳，前後環環相扣、層層剖析，可說是一氣呵成，最後將生命的意義歸結為「愛與幸福」的追求。
　　
伊格頓曾獲劍橋三一學院的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他曾擔任過牛津大學英國文學教授（1992-2001），也擔任曼徹斯特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至二○○八年，並在該大學退休，二○○八年十月起被聘任為蘭卡斯特大學英文與創作學系英國文學講座教授。在劍橋讀書時，伊格頓是左翼文學批評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學生，他研究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文學，後來主要研究七○年代學院馬克思主義，他的《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1983）一書，是獻給威廉斯的。在一九六○年代期間，伊格頓曾加入左翼的天主教團體斯朗特（Slant）（*），寫了一些神學文章和《朝向新左派神學》（Towards a New Left Theology）一書，他對神學和心理分析理論特別有興趣。近年來他又回到劍橋大學時期，致力於傳統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再整合。
　　
伊格頓在第一章〈問題與答案〉首先提出生命意義這個問題可能是有答案的，但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這個答案是什麼。有問題，並不一定會有答案。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對生命意義的追求過程，就是生命的意義，可是不一定能找到最後的答案。這倒是很接近「哲學」（philo-sophia）的字源含意，哲學就是對智慧或知識的愛，這裡的愛就是親近和追尋，「哲學」的重點在作為活動本身，而非活動的結果。我們都希望問題有答案，可是偏偏有些問題是找不到解答的，像等待救贖的悲劇和一些道德問題是往往找不到答案的。

對自由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來說，重要的不是生命意義的問題有沒有確定的答案，而是這個問題有那麼多奇特方式可以回答。對這些人而言，重要的是對話本身宜人的喧囂，他們認為這可能是我們所能發掘的最有意義的事了。換言之，生命的意義存在於對生命的意義的追尋，這是希臘的愛智精神。就此而言，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倒是與他們精神相通，自由主義者喜歡問題甚於答案，問題是自由的，答案則是受限的。

伊格頓認為，人思想的抽象性必須憑藉語言，語言讓我們可以認識自己，我們依靠符號而獲得抽象的能力，但是語言的抽象能力跟火一樣，同時具有創造性與毀滅性。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許多「偽導師」、「偽智者」誤導我們，哲學家往往淪落為「語言技工」，追逐語言而不知返，迷失在語言的叢林之中，綑綁在語言的網羅之內。哲學家似乎無法作為生命意義的嚮導，因此人生命意義沒有清楚的解答。伊格頓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有信念，但沒有信仰。後現代主義是一種世俗化的信念，它們貶抑一切深層的、整體性的、人性的、人生命等這些崇高課題。

另一種哲學家認為，生命可能有好幾個意義，它也可能具有很多不同的內在意義。如果我們的生命有意義，這個意義就是我們所賦予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似乎是存在主義的看法，也就是說，生命的意義是由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們生命的意義不來自於自己之外，我們是自己成品的塑造者。伊格頓認為這種看法很接近真理，但仍然不夠充分。 　

在第二章〈意義的問題〉中，伊格頓認為「意義」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有關人的意向或意圖；第二類是與指稱有關；第三類則將前兩類統合起來，也就是指那個「意圖指稱某事」的行動。藉由「意義」的這些不同的意義，對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就可以有不同的思考。

例如，當我們說「我的人生真是毫無意義」時，是指人生缺乏「重要性」（significance），意即缺乏重點、主旨、目的、品質、價值與方向等等。人們說這話的意思不是指他們不了解生命，而是不知為何而活。人活著的終極目標終不能不面對死亡，死亡剝奪了人的一切成就和存在，死神是最後的掌權者。但是如果人是不死的，人生命能有意義嗎？死亡是生命的終結，又是生命意義的賦予。人有一死，這本身帶給生命極大的悲愴性和悲劇性，生命的這種荒謬性由此突顯出來。

像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這類哲學家或某些存在主義作家對生命的這種荒謬性極盡嘲諷之能事，生命雖任憑你濃妝艷抹，到最後仍然是一場虛空。「生命像華而不實的修辭，忙著用浮華炫麗的事物填滿空虛，而它本身就是那個空虛。」

伊格頓認為這裡至少有兩個「無意義」的概念在運作。一個是存在性的，但是人的存在卻是一齣空虛或空洞的荒謬劇。雖然有很多意義，但它們都是自欺欺人的華麗外觀而已。另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語意學的概念，即生命的無意義就像一連串的胡言亂語，亂槍打鳥，一無所指。人生的真相除了空虛之外，還是無法了解、不可理喻的。文學藝術成為生命意義的最後避難所，尼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這方面都沒有逃脫叔本華虛假意識、「真相是醜陋的」的觀點，小說家、劇作家很能了解其中的真實與冷酷，也難怪連王國維都要悲嘆「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了。

人等待真正的救贖，但救贖是否可能？文學藝術的審美能使人獲得救贖嗎？人還是最後仍然因真相而死？文學藝術似乎是悲觀主義的遮蓋和裝飾而已，日神藝術的美的外觀只是酒神遮醜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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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看過這本書，只是看到電子報的介紹，有些很有趣的地方。
在我的生命當中，也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問題，後來覺得這樣的問題太哲學太矯情，甚至可以說些更無厘頭的答案！

對我來說，要瞭解生命的意義，就是去享受生命，學會接納無常，在閉上眼睛的那一刻，自然會明白，而一切已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