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莫欣‧哈密／台北‧張紫蘭‧採訪、翻譯
二○○七年春，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在美國出版之後，不但迅速躍上各大排行榜成為暢銷書，同時也引起坊間熱烈的討論。媒體對這本書督多有好評，讀者之間卻不乏撻伐之聲，許多批評者認為，小說裡充滿了仇恨美國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並無充分理據，像這樣一部以「疑似」恐怖分子的角度寫成的小說，美國人不應該還去追捧。不過，也有不少讀者認為，透過小說敘事者的告白，美國才能更了解自己，反省自己為何會招致他族如此大的仇恨。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描寫一個巴基斯坦年輕人到美國求學發展，就在事業、愛情漸上軌道之際，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喚起他內心深處的身分認同掙扎，同時他生活周遭的一切也開始分崩離析。
二○○七年秋天，《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進入曼布克獎決選，小說的文學價值獲得了肯定。在中文版《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即將出版之前，我們請作者莫欣‧哈密談談這部小說以及他對身分認同的想法。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的構想是怎麼來的？
我在二○○○年夏天開始寫這部小說，就在我的第一部小說《蛾煙》（Moth Smoke）出版之後不久，也就是九一一事件發生整整一年以前。我的九○年代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美國度過的，我想透過小說挖掘我自己的感受，為什麼我越來越想離開那裡。我對美國的感覺很矛盾，我很喜歡美國──到現在都還是──但我卻不大想留下來。同樣的，我喜歡巴基斯坦，但我也不是很想回去。另外，我既是管理顧問，又是小說家，我的職業身分也很分裂。我的族群身分和理想身分的這些裂痕，讓我寫下了這部小說的初稿，當時只有很簡單的架構，講一個巴基斯坦籍的管理顧問決定返回自己的國家，儘管他很喜歡紐約。
這麼有爭議性的題材，你會不會擔心不好處理？
一開始不會，因為那時九一一事件還沒發生。當時我只想嘗試不同的寫作手法。《蛾煙》是以多個敘事者的聲音寫成的，文字風格比較華麗放縱，所以著手寫《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時，我用一個敘事者的聲音來寫，非常的簡單樸實。然後，初稿完成三個月後，九一一事件發生了，我書中所探討的敏感議題成了報紙頭條。我決定重寫，但維持原來的架構，背景仍舊是九一一之前。可是寫得很痛苦，而且感覺不大真實，我必須假裝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於是我又把小說徹底重修一遍，這次直接把九一一寫進去。我說「重修」，可是其實我完全沒看之前的草稿，這部小說的最初幾稿我每次都是重新寫起，只憑記憶加入原素，所以每次草稿都很不一樣，幾乎就是不同的小說了。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思考九一一、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還有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一觸即發的戰事，等我寫完第五稿，已經是二○○五年了，小說的人物和情節也定了下來，不過我還是不滿意。到那時候，我的確會擔心題材不好處理。我知道自己想表達的是什麼，可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很複雜，也許還帶有爭議性，我希望能用一種有力的方式把它說出來，換句話說，就是利用敘事小說的那種吸引力，傳達一些令人不那麼愉快的東西。
這個問題你一定被問過很多遍了：雙子星大樓倒塌時，成吉思笑了，那你自己的反應又是什麼？
我害怕極了。九一一發生時我三十歲，而我在美國就生活了整整十五年，所以我可以說是半個美國人，更是個不折不扣的紐約客。我以前的室友在世貿中心上班，當時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不知他怎樣了？我不希望我關心的人遭遇不測，接著我想到：我的世界就要改變了。我的直覺告訴我，是某個穆斯林恐怖組織幹的，這之後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母親在巴基斯坦看到現場轉播，歇斯底里地哭起來。她以前每年都來紐約看我，每次都住上一個月，她很喜歡紐約。我只好不停安慰她。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是用獨白形式寫成，由一個巴基斯坦人向一個美國人講述自己在美國的經歷，但讀者由始至終聽不到那個美國人的聲音。你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形式？
敘事者和他的聽眾同時也是小說中的人物，這種形式可以反照出美國人跟巴基斯坦人（或者說穆斯林世界）之間的相互猜疑。巴基斯坦籍的敘事者在猜：眼前這傢伙只是個普通人呢，還是衝著我而來的殺手？那個充當聽眾的美國人也是這麼想。這讓小說有了內在的情緒世界，呼應著我們外在的政治世界。這種形式是一個邀請，讀者如果接受，就會開始介入故事之中，因為最後的結局必須由讀者自己來決定。
你認為哪一方面讓成吉思比較困擾，是政治還是愛情？
我深信個人生命跟政治是分不開的，是相輔相成的。以成吉思來說，他身為巴基斯坦人的政治身分加強了他對艾芮卡的愛，而艾芮卡的遺棄又激化了他與美國的決裂。同樣的，國家也跟人一樣，國家不會是單一的整體──就連個人也有分裂的身分認同和自我矛盾的念頭；自豪、熱情、懷舊、嫉妒，各種不同觀感形塑著一個國家的行為。在穆斯林的世界，對美國事物的熱愛和對美國的憤怒是同時並存的，至於哪一方面比較強烈，是政治還是愛，這就像在問呼和吸哪一個動作比較強烈一樣，它們都是一體的兩面。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結局非常緊張，留下讓人猜測和討論的空間。你自己心中對最後一幕有沒有一個答案？是否在開始寫這部小說時就已打定主意要安排一個意外的結局？
我絕對是想安排一個沒有定論的結局，讓讀者的答案去反映出他自己的世界觀。讀者可以把這本書看成驚悚小說，也可以看成兩個古怪男子之間的一場相遇，端看讀者怎麼認知小說背景的那個世界。不過，由於我這部小說會帶讀者在情感上走一趟充滿騷動的旅程，我知道我要用一種強烈的敘事方式，要有謎團，讓人讀來更感緊張，而我希望結尾是整個故事的高潮。
你在巴基斯坦長大，在美國生活多年，現在又定居英國，你會說自已是哪國人？
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去想自己是特定的什麼人，這點很重要。人常常會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感到混亂，會設法抓住某個面向去形容自己是什麼人：美國人啦、共和黨啦、穆斯林啦……這些形容都很不完整。我是一個在巴基斯坦和美國住過很多年、現在住在倫敦、喜歡吃壽司、愛寫作的傢伙，我不像成吉思，我不想選定「穆斯林」和「巴基斯坦人」這兩種身分，我寧可選擇複雜的名字而擁有平靜的內心，我不要選擇簡單的名字，然後因捨棄了其他身分而必須面對內心的掙扎。
這本書多大程度反映了你自己的經驗和感受？
我寫小說不太會去蒐集資料，主要根據自己的經驗寫。當然，《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並不是我的故事，但是我知道進普林斯頓、在紐約企業上班、在印巴兩國情勢緊張時回去拉合爾是什麼樣的感覺。如果我寫的是真實故事，我大概不會把自己寫成主角，只會當個小角色。話雖如此，我必須想像別人的感覺，想像自己是我筆下那些虛構人物，因為如果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是他們，我就無法有同理心，而同理心正是身為小說家的核心所在，因為閱讀和創作之間所要追求的就是這個。
本文節錄自印刻文學生活誌3月號
二○○七年春，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在美國出版之後，不但迅速躍上各大排行榜成為暢銷書，同時也引起坊間熱烈的討論。媒體對這本書督多有好評，讀者之間卻不乏撻伐之聲，許多批評者認為，小說裡充滿了仇恨美國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並無充分理據，像這樣一部以「疑似」恐怖分子的角度寫成的小說，美國人不應該還去追捧。不過，也有不少讀者認為，透過小說敘事者的告白，美國才能更了解自己，反省自己為何會招致他族如此大的仇恨。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描寫一個巴基斯坦年輕人到美國求學發展，就在事業、愛情漸上軌道之際，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喚起他內心深處的身分認同掙扎，同時他生活周遭的一切也開始分崩離析。
二○○七年秋天，《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進入曼布克獎決選，小說的文學價值獲得了肯定。在中文版《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即將出版之前，我們請作者莫欣‧哈密談談這部小說以及他對身分認同的想法。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的構想是怎麼來的？
我在二○○○年夏天開始寫這部小說，就在我的第一部小說《蛾煙》（Moth Smoke）出版之後不久，也就是九一一事件發生整整一年以前。我的九○年代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美國度過的，我想透過小說挖掘我自己的感受，為什麼我越來越想離開那裡。我對美國的感覺很矛盾，我很喜歡美國──到現在都還是──但我卻不大想留下來。同樣的，我喜歡巴基斯坦，但我也不是很想回去。另外，我既是管理顧問，又是小說家，我的職業身分也很分裂。我的族群身分和理想身分的這些裂痕，讓我寫下了這部小說的初稿，當時只有很簡單的架構，講一個巴基斯坦籍的管理顧問決定返回自己的國家，儘管他很喜歡紐約。
這麼有爭議性的題材，你會不會擔心不好處理？
一開始不會，因為那時九一一事件還沒發生。當時我只想嘗試不同的寫作手法。《蛾煙》是以多個敘事者的聲音寫成的，文字風格比較華麗放縱，所以著手寫《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時，我用一個敘事者的聲音來寫，非常的簡單樸實。然後，初稿完成三個月後，九一一事件發生了，我書中所探討的敏感議題成了報紙頭條。我決定重寫，但維持原來的架構，背景仍舊是九一一之前。可是寫得很痛苦，而且感覺不大真實，我必須假裝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於是我又把小說徹底重修一遍，這次直接把九一一寫進去。我說「重修」，可是其實我完全沒看之前的草稿，這部小說的最初幾稿我每次都是重新寫起，只憑記憶加入原素，所以每次草稿都很不一樣，幾乎就是不同的小說了。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思考九一一、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還有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一觸即發的戰事，等我寫完第五稿，已經是二○○五年了，小說的人物和情節也定了下來，不過我還是不滿意。到那時候，我的確會擔心題材不好處理。我知道自己想表達的是什麼，可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很複雜，也許還帶有爭議性，我希望能用一種有力的方式把它說出來，換句話說，就是利用敘事小說的那種吸引力，傳達一些令人不那麼愉快的東西。
這個問題你一定被問過很多遍了：雙子星大樓倒塌時，成吉思笑了，那你自己的反應又是什麼？
我害怕極了。九一一發生時我三十歲，而我在美國就生活了整整十五年，所以我可以說是半個美國人，更是個不折不扣的紐約客。我以前的室友在世貿中心上班，當時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不知他怎樣了？我不希望我關心的人遭遇不測，接著我想到：我的世界就要改變了。我的直覺告訴我，是某個穆斯林恐怖組織幹的，這之後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母親在巴基斯坦看到現場轉播，歇斯底里地哭起來。她以前每年都來紐約看我，每次都住上一個月，她很喜歡紐約。我只好不停安慰她。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是用獨白形式寫成，由一個巴基斯坦人向一個美國人講述自己在美國的經歷，但讀者由始至終聽不到那個美國人的聲音。你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形式？
敘事者和他的聽眾同時也是小說中的人物，這種形式可以反照出美國人跟巴基斯坦人（或者說穆斯林世界）之間的相互猜疑。巴基斯坦籍的敘事者在猜：眼前這傢伙只是個普通人呢，還是衝著我而來的殺手？那個充當聽眾的美國人也是這麼想。這讓小說有了內在的情緒世界，呼應著我們外在的政治世界。這種形式是一個邀請，讀者如果接受，就會開始介入故事之中，因為最後的結局必須由讀者自己來決定。
你認為哪一方面讓成吉思比較困擾，是政治還是愛情？
我深信個人生命跟政治是分不開的，是相輔相成的。以成吉思來說，他身為巴基斯坦人的政治身分加強了他對艾芮卡的愛，而艾芮卡的遺棄又激化了他與美國的決裂。同樣的，國家也跟人一樣，國家不會是單一的整體──就連個人也有分裂的身分認同和自我矛盾的念頭；自豪、熱情、懷舊、嫉妒，各種不同觀感形塑著一個國家的行為。在穆斯林的世界，對美國事物的熱愛和對美國的憤怒是同時並存的，至於哪一方面比較強烈，是政治還是愛，這就像在問呼和吸哪一個動作比較強烈一樣，它們都是一體的兩面。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結局非常緊張，留下讓人猜測和討論的空間。你自己心中對最後一幕有沒有一個答案？是否在開始寫這部小說時就已打定主意要安排一個意外的結局？
我絕對是想安排一個沒有定論的結局，讓讀者的答案去反映出他自己的世界觀。讀者可以把這本書看成驚悚小說，也可以看成兩個古怪男子之間的一場相遇，端看讀者怎麼認知小說背景的那個世界。不過，由於我這部小說會帶讀者在情感上走一趟充滿騷動的旅程，我知道我要用一種強烈的敘事方式，要有謎團，讓人讀來更感緊張，而我希望結尾是整個故事的高潮。
你在巴基斯坦長大，在美國生活多年，現在又定居英國，你會說自已是哪國人？
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去想自己是特定的什麼人，這點很重要。人常常會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感到混亂，會設法抓住某個面向去形容自己是什麼人：美國人啦、共和黨啦、穆斯林啦……這些形容都很不完整。我是一個在巴基斯坦和美國住過很多年、現在住在倫敦、喜歡吃壽司、愛寫作的傢伙，我不像成吉思，我不想選定「穆斯林」和「巴基斯坦人」這兩種身分，我寧可選擇複雜的名字而擁有平靜的內心，我不要選擇簡單的名字，然後因捨棄了其他身分而必須面對內心的掙扎。
這本書多大程度反映了你自己的經驗和感受？
我寫小說不太會去蒐集資料，主要根據自己的經驗寫。當然，《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並不是我的故事，但是我知道進普林斯頓、在紐約企業上班、在印巴兩國情勢緊張時回去拉合爾是什麼樣的感覺。如果我寫的是真實故事，我大概不會把自己寫成主角，只會當個小角色。話雖如此，我必須想像別人的感覺，想像自己是我筆下那些虛構人物，因為如果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是他們，我就無法有同理心，而同理心正是身為小說家的核心所在，因為閱讀和創作之間所要追求的就是這個。
本文節錄自印刻文學生活誌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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