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1日 星期日

複雜名字底下的平靜心靈


專訪莫欣‧哈密/台北‧張紫蘭‧採訪、翻譯

二○○七年春,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在美國出版之後,不但迅速躍上各大排行榜成為暢銷書,同時也引起坊間熱烈的討論。媒體對這本書督多有好評,讀者之間卻不乏撻伐之聲,許多批評者認為,小說裡充滿了仇恨美國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並無充分理據,像這樣一部以「疑似」恐怖分子的角度寫成的小說,美國人不應該還去追捧。不過,也有不少讀者認為,透過小說敘事者的告白,美國才能更了解自己,反省自己為何會招致他族如此大的仇恨。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描寫一個巴基斯坦年輕人到美國求學發展,就在事業、愛情漸上軌道之際,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喚起他內心深處的身分認同掙扎,同時他生活周遭的一切也開始分崩離析。

二○○七年秋天,《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進入曼布克獎決選,小說的文學價值獲得了肯定。在中文版《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即將出版之前,我們請作者莫欣‧哈密談談這部小說以及他對身分認同的想法。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的構想是怎麼來的?
我在二○○○年夏天開始寫這部小說,就在我的第一部小說《蛾煙》(Moth Smoke)出版之後不久,也就是九一一事件發生整整一年以前。我的九○年代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美國度過的,我想透過小說挖掘我自己的感受,為什麼我越來越想離開那裡。我對美國的感覺很矛盾,我很喜歡美國──到現在都還是──但我卻不大想留下來。同樣的,我喜歡巴基斯坦,但我也不是很想回去。另外,我既是管理顧問,又是小說家,我的職業身分也很分裂。我的族群身分和理想身分的這些裂痕,讓我寫下了這部小說的初稿,當時只有很簡單的架構,講一個巴基斯坦籍的管理顧問決定返回自己的國家,儘管他很喜歡紐約。


這麼有爭議性的題材,你會不會擔心不好處理?
一開始不會,因為那時九一一事件還沒發生。當時我只想嘗試不同的寫作手法。《蛾煙》是以多個敘事者的聲音寫成的,文字風格比較華麗放縱,所以著手寫《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時,我用一個敘事者的聲音來寫,非常的簡單樸實。然後,初稿完成三個月後,九一一事件發生了,我書中所探討的敏感議題成了報紙頭條。我決定重寫,但維持原來的架構,背景仍舊是九一一之前。可是寫得很痛苦,而且感覺不大真實,我必須假裝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於是我又把小說徹底重修一遍,這次直接把九一一寫進去。我說「重修」,可是其實我完全沒看之前的草稿,這部小說的最初幾稿我每次都是重新寫起,只憑記憶加入原素,所以每次草稿都很不一樣,幾乎就是不同的小說了。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思考九一一、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還有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一觸即發的戰事,等我寫完第五稿,已經是二○○五年了,小說的人物和情節也定了下來,不過我還是不滿意。到那時候,我的確會擔心題材不好處理。我知道自己想表達的是什麼,可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很複雜,也許還帶有爭議性,我希望能用一種有力的方式把它說出來,換句話說,就是利用敘事小說的那種吸引力,傳達一些令人不那麼愉快的東西。


這個問題你一定被問過很多遍了:雙子星大樓倒塌時,成吉思笑了,那你自己的反應又是什麼?
我害怕極了。九一一發生時我三十歲,而我在美國就生活了整整十五年,所以我可以說是半個美國人,更是個不折不扣的紐約客。我以前的室友在世貿中心上班,當時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不知他怎樣了?我不希望我關心的人遭遇不測,接著我想到:我的世界就要改變了。我的直覺告訴我,是某個穆斯林恐怖組織幹的,這之後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母親在巴基斯坦看到現場轉播,歇斯底里地哭起來。她以前每年都來紐約看我,每次都住上一個月,她很喜歡紐約。我只好不停安慰她。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是用獨白形式寫成,由一個巴基斯坦人向一個美國人講述自己在美國的經歷,但讀者由始至終聽不到那個美國人的聲音。你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形式?
敘事者和他的聽眾同時也是小說中的人物,這種形式可以反照出美國人跟巴基斯坦人(或者說穆斯林世界)之間的相互猜疑。巴基斯坦籍的敘事者在猜:眼前這傢伙只是個普通人呢,還是衝著我而來的殺手?那個充當聽眾的美國人也是這麼想。這讓小說有了內在的情緒世界,呼應著我們外在的政治世界。這種形式是一個邀請,讀者如果接受,就會開始介入故事之中,因為最後的結局必須由讀者自己來決定。


你認為哪一方面讓成吉思比較困擾,是政治還是愛情?
我深信個人生命跟政治是分不開的,是相輔相成的。以成吉思來說,他身為巴基斯坦人的政治身分加強了他對艾芮卡的愛,而艾芮卡的遺棄又激化了他與美國的決裂。同樣的,國家也跟人一樣,國家不會是單一的整體──就連個人也有分裂的身分認同和自我矛盾的念頭;自豪、熱情、懷舊、嫉妒,各種不同觀感形塑著一個國家的行為。在穆斯林的世界,對美國事物的熱愛和對美國的憤怒是同時並存的,至於哪一方面比較強烈,是政治還是愛,這就像在問呼和吸哪一個動作比較強烈一樣,它們都是一體的兩面。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結局非常緊張,留下讓人猜測和討論的空間。你自己心中對最後一幕有沒有一個答案?是否在開始寫這部小說時就已打定主意要安排一個意外的結局?
我絕對是想安排一個沒有定論的結局,讓讀者的答案去反映出他自己的世界觀。讀者可以把這本書看成驚悚小說,也可以看成兩個古怪男子之間的一場相遇,端看讀者怎麼認知小說背景的那個世界。不過,由於我這部小說會帶讀者在情感上走一趟充滿騷動的旅程,我知道我要用一種強烈的敘事方式,要有謎團,讓人讀來更感緊張,而我希望結尾是整個故事的高潮。


你在巴基斯坦長大,在美國生活多年,現在又定居英國,你會說自已是哪國人?
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去想自己是特定的什麼人,這點很重要。人常常會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感到混亂,會設法抓住某個面向去形容自己是什麼人:美國人啦、共和黨啦、穆斯林啦……這些形容都很不完整。我是一個在巴基斯坦和美國住過很多年、現在住在倫敦、喜歡吃壽司、愛寫作的傢伙,我不像成吉思,我不想選定「穆斯林」和「巴基斯坦人」這兩種身分,我寧可選擇複雜的名字而擁有平靜的內心,我不要選擇簡單的名字,然後因捨棄了其他身分而必須面對內心的掙扎。


這本書多大程度反映了你自己的經驗和感受?
我寫小說不太會去蒐集資料,主要根據自己的經驗寫。當然,《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並不是我的故事,但是我知道進普林斯頓、在紐約企業上班、在印巴兩國情勢緊張時回去拉合爾是什麼樣的感覺。如果我寫的是真實故事,我大概不會把自己寫成主角,只會當個小角色。話雖如此,我必須想像別人的感覺,想像自己是我筆下那些虛構人物,因為如果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是他們,我就無法有同理心,而同理心正是身為小說家的核心所在,因為閱讀和創作之間所要追求的就是這個。


本文節錄自印刻文學生活誌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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