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風箏的孩子」思考被扭曲的視界

Chui Yung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

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處女作《追風箏的孩子》，一舉成名。他本身是醫生，但寫作起來，字裏行間卻具濃濃的文學性，細緻而感人，加上以阿富汗為題材，其吸引力自不在話下。
　　
戰火連連的阿富汗，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波斯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景色奇偉瑰麗，在歷史的洪流裏經歷了多少的繁榮與衰落，可是，走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對此地的記憶可能只從塔利班開始，還有拉登的身影，觸發出「九一一」後一場舉世注目的戰爭。

塔利班與阿富汗好像已結成一體，這更令到阿富汗抹上神秘而殘酷的悲情。伊斯蘭原教主義的神學士包裹厚厚的頭巾，滿臉濃密的鬍子，一身長袍，手拿 AK47，隨時大開殺戒。在他們統治下，人民連螞蟻都不如，生活頓變得蒼白荒謬一片。

上述的描述，不停呈現在過去零零碎碎的西方報道中，然後又再給不斷複製在其他的傳播媒介裏。胡賽尼的《追風箏的孩子》，下半部幾乎就集中在塔利班的不仁，主角之一的阿米爾從美國回到阿富汗尋找故友兒子，塔利班種種暴行，在荷里活大導馬可科士打的電影裏有更誇張煽情的影像獵奇。

這真合乎美國人的胃口，東方的野蠻（這包括蘇聯人入侵阿富汗的殘暴）與美國文明世界有強烈的對比，斷了的風箏再度在美國的天空連接，失落了的人生又在美國土地上自由翱翔。兩位兒時是主僕又是好友的阿米爾和哈山，生於七十年代的阿富汗，追風箏成為他們童年最難忘的人生記憶，戰火令他們分隔在不同的世界，哈山最後死在塔利班槍下，兒子有幸獲阿米爾拯救追隨到美國去，風箏一再緩緩升起，電影也跟徐徐落幕。　　

我心裏有一點兒的哀歎，離開了極權國家的作家，在自由世界總靠著祖國的黑材料成名，盡管文字如何優美，但題材總是務要俘虜美國人非黑即白的一顆簡單的心，結果內容落得浮淺而讓我戚戚然。

現代傳媒一日千 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可以三百六十度看問題，甚至更難看清問題的本質。只要我們細心分析，在氾濫的資訊裏，能夠呈現在大眾面前的，其觀點與角度其實亦非常單一，不僅未能助我們打破刻板印象之餘，反之卻強化了。　　

這一部風靡全球的美國暢銷小說，現今改編成荷里活電影，從文字到影像，能否帶我們更貼近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呢？無可否認，小說感人力度爆棚，寫特定處境下的人性、友情、背叛、贖罪，絲絲入扣，電影中的童角更深深打動觀眾；但下半部描述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是我最不喜歡的，太過荷里活了。　　

大街小巷不時吊掛死屍，塔利班劊子手向「通姦」婦人猛力擲石頭來置她於死地，還有塔利班的狎童癖好及變態行為，看得我目瞪口呆，也啼笑皆非。小說作者胡賽尼在蘇聯入侵的八十年代已離開了阿富汗，電影導演馬可科士打在開拍前也從未涉足阿富汗，他們對塔利班的想像，便極有可能來自媒體過去的報道。　　

塔利班於九八年奪取大部分阿富汗土地成為統治者後，他們便正式執行中古世紀的政策，整個阿富汗大倒退。在「九一一」前，沒有多少傳媒關注到這個弱小的國家，「九一一」後美國攻打阿富汗，便開始有大量有關塔利班的報道，而且繪影繪聲，為甚麼？這由於布殊政府要合理化戰爭，讓我們知道，塔利班多恐怖，必須要剷除。　　

在「九一一」發生前一個月，我誤打誤撞跑進阿富汗，「有幸」與塔利班交手，這是我一生中最震撼的經歷。而且被塔利班宗教警察指控我拍照片違法，差點兒要就地處決。但，我也看到他們人性的一面，當時塔利班外交部有官員表示渴望求變，還關心到我們幾個外國記者的家庭生活。即使他們怎樣殘暴，我在阿富汗時卻未有如電影中到處見到恐怖吊屍，電影的渲染想是要滿足我們的刻板想像吧！不過，塔利班現象是需要深究的，他們的出現不是偶然。

電影《追風箏的孩子》中的男主角阿米爾，回到塔利班統治下的祖國阿富汗，給觀眾的感覺，好像阿富汗人人都是塔利班。最不可思議的，就是童年時經常欺負他和他好友哈山的男孩，竟然也成為塔利班。該男孩出身中產家庭，有錢子弟應如阿米爾一樣，早該逃出阿富汗了，根本不可能會加入塔利班。　　

如果細心分析塔利班成員的背景，便會發現他們全是農村窮苦人家，由於生活困苦和信仰無知而受洗腦，給招募到塔利班去。而「塔利班」在波斯語中是神學士之意，自稱按《可蘭經》經文辦事，但實際上他們所做的，是一套屬於中古世紀前現代的行為，這種行為不僅出現在塔利班身上，在人類歷史裏，特別是中古世紀時期，任何民族、任何地區、任何宗教都會上演相同的劇目，這可解說為人性的扭曲。　　

阿富汗連年戰火，民不聊生，到後期更是與世隔絕，社會發展停滯不前，令人容易陷於愚昧而催生激進思想，這絕不是可以用武力手段糾正過來的。我在「九一一」前採訪阿富汗，發覺與外界較多接觸的塔利班外交部的確欲尋求改變，而阿富汗人民也不是如電影裏大部分都盲目擁護塔利班。他們太累了，他們暫且在塔利班治下戰火稍停之際喘息一會，他們不想再經歷戰爭，只希望外界打開溝通大門，逐步推動內部變革。　　

唏！我為甚麼又要帶出塔利班這個問題來？或者有人認為我對電影很不公平，這不是電影的主題，但當中有關塔利班的影像又實在太震撼，在有意無意間複製主流的刻板想像，加深我們對阿富汗的扭曲認知。　　

阿富汗的苦難並未有因戰爭而改變，塔利班再次回巢，人們的生活仍然舉步為艱。我在這裏多講幾句，只因為，在心中，我仍然非常掛念我所曾遇過的阿富汗人，那位在等待祖國黎明來臨的十九歲新聞系學生，他所說的一番話：「沒有好記者，便沒有好社會。」我永遠記著。

完整出處

我們必須明白，地球是圓的，從我們直視的角度中，永遠有看不到的那一面。